在这样的思想误区里，人们看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力，是奉献而不是利益，是君臣父子纵向的伦理承诺而不是逆向的或横向的契约关系和平等观念。如是，则极大地便利了为君为官为父者对其下属子民的欺凌与压迫，道德理性转而变为极不道德的社会实践。第四，儒家的德治思想，所强调的政治主体在朝廷而不在社会，从而极大地消解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更有甚者，它使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尊严受到伤害，并处于畸形状态。
要之，内圣与外王不一，二者应一分为二，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这也就是西人所谓“把上帝（‘内圣’）的归给上帝，把凯撒（‘外王’）的归给凯撒。”用朱学勤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真儒、原儒之精神，如果却如新儒所言，是一个大推开、大撒开、一切放下、当下既是，那末，似应在推开门户之见，撒开先儒之得失，放得下‘千年之极’，以进入一个新的言路讨论问题。果真如是。则不应是内圣向下‘坎陷’，而应是沿外王向上追索，溯流探源，进入儒教内核，在认知系统的发生处‘撑开’一个根本性的‘对待之局’。这个‘对待之局’不是别的，正是波普尔所指称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相互并存的二元格局。果真如是，儒家文化引‘它’入‘我’，唤醒此岸之我的真正觉醒。‘智的系统’从‘仁的系统’突围而出，政道与治道的‘对待之局’获得独立资源，现代外王可望最终树立，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改造可谓幸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