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理想跟现实总是对立的。“内圣外王”之说，也逃不脱这样的宿命。在中国历史上合“内圣”与“外王”一体的“圣王”从来没有出现过——要么，做内圣如孔于，虽然修养奇高，却无从得势，只能奔走各国，惶惶如丧家之犬；要么外王如历朝君王，权倾天下，令行禁止，却一个个视圣人必修之“仁义道德”如刍狗。孔子的学生公孟子就曾感慨：“昔者圣人之列也，上圣应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下哉。”二者所以对立，有如下表现。首先，内圣与外王两者价值目标不一致。内圣的价值目标应该是“‘仁者安仁’、‘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圣人必须代表着“天命”，“周乎万物，道济天下”，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而“外王”的基础就是他的政治权力，没有或者失去了政治权力，就没有或失去一切。
因此，外王事功的根本出发点是创建和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也决定了外王的价值目的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其政治权力的得失成败而展开。这当然是“内圣”的价值目标所无法容纳的。其次，在行为规则上内圣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其行为规范必须符合“道义”的原则，因此，圣人都是以“仁者爱人”、“克己复礼”、“安仁济世”为其行为规范准则。而外王则以个人政治权力为价值目标，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政治权力的夺取和占有本身是非道义性的，而为了这个非道义的目的而采取非道义的手段，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中国古代的君主大都是通过“打天下”获得政治权力，然后继之以世袭。“打天下”意味着政权寄之以强势的个人手中。世袭则意味着政权寄之于家族手中。恰恰违背了“内圣”的“道义”原则，与“内圣”的行为规范准则根本对立。最后，在实现的现实途径也是根本对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