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游离于政府体制之外的自由和独立，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不可想象，谁会想到堂堂的北大校长为了表达不满政府对学生五四运动的粗暴态度并抵御政府官僚对教育事务的强行干涉，竟毅然决然地不肯去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呢？
民国政府没有华丽的教育口号，没有虚化的科教战略，仅是以实际行动履行国民教育开启民智的责任。兵荒马乱的民国时代，政府收入总是入不敷出，但却从没有留下教育经费的缺口。当时教授的月薪（1927年北洋政府公布的《大学教授薪俸表》）180元到600元不等，已经远高于普通人的收入水平，那时警察的月薪只有2块银元，即使县长，也不过20块银元。当然，需要肯定一点的是，政府给教授们这么高的收入，并不是为了收获政绩的粉饰和功德的颂扬，否则的话，绝不会听任年入5000银元的鲁迅先生对政府作为横挑鼻子竖挑眼。
教授们的言传身教，并不仅限于大学的讲堂，还可依靠相对自由的媒体资源广泛宣扬自己的观点与立场；社会上的百家争鸣，并不仅限于主流的声音，还有更多深入的观点交锋激烈碰撞出促进公众批判思考的思想火花。正是在这样兼容并蓄、独立自由的国民教育环境中，才会有智者的领航，才会有国民的觉醒，才会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冲锋陷阵，才会有大师辈出和青年进步在新时代崛起中的历史绚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