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乃国际惯例，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民教育体系，即便在古时代，也有这种所谓的国民教育，不过除了私塾和国学的举办，大抵还有焚书坑儒或者文字狱这般非常方式，明显地具有政治倾向性。现在提到国民教育，大概更多的是爱国教育，旨在倡导符合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激发国民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并在此基础上教导国民学会批判性思考并进行原则性从事。
民国的国民教育，显然为现代国民教育提供了成功的范本，不仅只是学术上的进步，而且还有思想上的启蒙，甚至开启历史新时代的“五四”运动也不能不说受益于国民教育开启民智的功劳。
民国的大学教育奉行教授治校的政策，特别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推行教授治校，力主进行民主管理，政府除了提供足额的教育经费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什么事儿。至于教程的开设和教授的聘请，完全取决于校方与教授的协商。正是具有如此高度的办学自由，才有还在美国读博士的胡适就被破格聘请为教授的特例，才有25岁的司法部小秘书梁漱溟不拘一格被聘请到北大担任教职的佳话。那时代的教授，不像现在这样，必须要有国家级刊物甚至国际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局限，抑或必须按照潜规则向导师例行“行贿开房”的特别举措，甚至更多的受制于教育权力部门，最终让依靠学术和研究来教育国民的大学教授们在思维上和行动上变得越来越像官僚。
教授们的教学，没有官方许可的版本，亦不必考虑这种教学效果是不是给教育拨款的官僚们所喜欢，可以尽可能地按照自己对于学术的理解为学生们进行智慧启迪。我将其看作为教育独立于政府，或者独立于政治，站在中立的立场宣扬普世价值。尽管已是民国，但顽固的保皇党人辜鸿铭依然可以站在北大的讲台上讲授英国文学，甚至在公开的场合肆无忌惮地地辱骂慈禧太后、袁世凯以及徐世昌这等权倾朝野的政治大腕，却并不担心政府官僚的报复。当然，还有鲁迅，依靠那把锋利的匕首或者投枪直刺“敌人”——民国政府的心脏。对于著名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了篇《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将发生惨案的那一天视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将民国政府治下的社会视为“这似人非人的世界”，却并没有因为触及敏感词而遭到官方逮捕。教授们不必看政府的脸色，不必顾及政治倾向，享有完全的人格独立，并且这种人格独立受到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普遍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