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苏青却说了几句话：“我在上海沦陷期间的确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 ‘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
“我没有高喊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有危害国民的。我的心中并不觉得愧怍。我写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我从来没有写下一个字替敌伪唱赞歌。”
关于这点，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曾说：“当然我们倾心赞赏大义凛然、抗敌不屈的作家如李健吾、夏丐尊等，但是对于那些缺乏反抗勇气的人，也不能概以汉奸指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毕竟是少数仁人豪杰的事情，不能用来衡量普通人。”
老作家柯灵在八十年代也曾表示：“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
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
而单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客观地看，苏青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在沦陷期她停止写稿卖文，如何填饱幼小孩子们的肚皮？如果她去高喊打倒的口号，慷慨激昂是一定的，但被宪兵队抓进受苦刑也是一定的，但是，她死了，她的孩子怎么办？
然而，因她的“历史”问题，她的后半生无比凄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