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深夜，我再一次读《结婚十年》时，读到那段苏青没钱过年，不得已冒着纷飞的大雪，坐了辆黄包车，载了一车的书，各处兜售，想多赚几个钱为孩子们过个温饱之年，慌急中，书又从车上纷纷掉下，她下去一本本在雪地里拾书……
我的眼睛一阵温热，脑际忽然闪出两个字：独活。
记得医书上描述“独活”——其一茎直上，不为风摇，故名独活。主要功用为散寒止痛。
多么像她——在那个低气压的乱世，她是一株生在萧索荒野的独活草，独自承受着生活之痛，生命之荒，一茎直上，倔强地把根扎入贫瘠的生活土壤，汲取养份，供养主茎之上斜逸的旁枝——她的幼小孩子们。
她是卑微的，却并不屈服，即使乱世的强风来袭也不肯凋零，扎稳了脚跟在尘世独活。
她说：“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乐于平凡，并无什么出类拔萃的大志，我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也没什么神圣高尚的感觉。”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率真的小我意识，让她抱着一种单纯的文学思想，让她的文字几乎不含任何政治色彩。
她的母性决定了她不可能抛下孩子们，像其他一些女性写作者一样前往革命圣地，写作红色作品后来成为声名赫赫的红色作家。
上海沦陷后，上海的报刊已寥寥无几，迫于生计她还是继续在汪伪政权控制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她不知道，这些经历日后给她带来巨大灾难。
当她与张爱玲一起被列为16个文化汉奸之一时，张爱玲选择了沉默，并于1952年离开上海赴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