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杭事件中，当地居民听到施工消息，迅速收集数万份反对签名，这一步高效且理性，其后堵截施工车辆的做法也值得同情，且并不违反法律。只是由于政府应对失当，双方缺乏对话协商的机会，群情汹涌之下，居民从和平抗议切换到了暴力抗争阶段，以求制造影响，逼停政府施工。当抗议从施工地转到省道和高速公路，掀翻汽车、警车，攻击公职人员，民众就站到了法律的对立面。
正确的做法是，群众收集签名阶段，即应成立协调机构，邀请具有公信力人士与地方政府交涉，对居民约束纪律，安抚情绪，同时邀请专家介入，保证与政府沟通时的科学。如政府拒绝对话，抗议方仍应努力沟通，同时部署人员制止施工，但不采取暴力手段。此时抗议方应推举新闻发言人，邀请媒体介入，公开向外界表达诉求，同时做好“散步”维权的准备。
通常情况下，博弈到了这一步，民间已具备谈判实力，政府应会发现事态严重性，“坐下来谈”是最佳选择。如果地方政府确实“情商太低”，一意孤行，对于居民来说，“散步”表达抗议是有效的办法。随着危机加重，“散步”地点可以选择，但无论如何，省道和高速公路绝不是“散步”的地方，靠制造混乱与危机达到目的，绝非公共危机的解决之道。
在媒体发达、信息难以被遮蔽的今天，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理性组织的散步，和平表达意见的效果，已足可达到博弈的目的。国家法律赋予了民众散步的权利，对这种文明方式弃之不用，而去高速公路闹事，是应被公民抛弃的野蛮维权。厦门ＰＸ事件中厦门市民的高素质表现，足可成为别地市民的样板，上海胶州路大火事件中上海市民表现出的理性力量，也一直为笔者所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