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一时期有所映照的，是他高峰时期的作品——1971年出版的《台北人》系列。在探讨从大陆迫迁到台湾的“没落贵族”的内心世界上，白先勇运用纯熟的现代主义手法表现现实主义题材，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使作品渗透出强烈的现实感、时空感和历史感。两种异乡一种情愁，然而较有意味的是，美国在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中，大多具有物欲、冷酷、异己的流放地与地狱色彩。这与当时一般“崇美”的台湾人想象中的美国出入颇多。白先勇令人窒息的“纽约客”的世界与他同时期的“台北人”的世界原是相通的，那些纽约客从未曾成为纽约的主人或其中的一员，他们根本无法摆脱“台北人”的生存困境与心理困扰，而这落魄灰色的“台北人”又永远与大陆以及中国诡异深沉地扭结在一起。对其而言，美国，只是生命游荡放逐的场所，永难成为家园；真正的家国，永远在台湾，更在中国。
如今，透过作品而涣发出的浓厚“悲剧美”的特点，已化作白先勇的一种特质而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烂熟。白先勇说，几乎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有这种漂泊感，就好像没有一个很稳定的根的给养。因为在西方的环境中，华人没有一种文化认同的自信，都有一种彷徨和茫然，这可以算是一种文化乡愁。文化乡愁是白先勇创作的源泉，所以其作品中强烈的悲剧色彩和感伤主义似乎是生命中与生俱来的。这让白先勇在其所代表的旅美台湾作家群，在50－70年代创作的华文文学中给予我们的悲情震撼显得格外突出。
“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6年创作上的缄默，让白先勇在1977年以新的姿态抛出了其新的作品——关注边缘弱势群体的《孽子》。这是白先勇的首部，亦是至今为止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以第一人称着眼于以新公园为中心的一群同性恋者，细腻描述了他们被社会、家庭、亲人抛弃的痛苦曲折的心路历程和不为人知的生活。作者将笔尖直伸入到台湾社会及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层，延续了《台北人》时西方现代派与中国传统语言结合的风格。小说中含有大量同性情谊的描写，而白先勇本人也因十多年前向媒体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一时引得外界臧否纷然。欧洲文化界评论《孽子》为“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 白先勇说：“创作完《孽子》后，我感到筋疲力尽，那本书写得非常辛苦。”《孽子》之后，有近30年时间，白先勇没有小说问世。即便如此，散文集、小说集、作品翻译依然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