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330行，2013年8月）；《仓央嘉措心史》（8300行，2014年9月写毕）。
1、西域：生命之所和心灵的“故乡”
在洪烛的诗歌版图中，祖国西域雄浑古朴、深沉厚重的人文背景正是诗人的生命之所及其心灵的“故乡”。李飞骏认为：有了《西域》的存在，作为诗人的洪烛才得以功德圆满（《诗人的英雄之旅——评洪烛大型长诗〈西域〉》）。洪烛在谈及他的这部长诗代表作时曾坦承：“新疆是我文学上的一次‘艳遇’。就像转瞬即逝的洛神会改变曹植，如果不曾遇见新疆，我可能只是个很平庸的诗人。”（《我心目中的西域》）如果说，北京是洪烛“散文化”的生活现实，那么新疆则是他魂牵灵随的诗意梦境。洪烛在祖国地理上的西部和诗歌版图上的西域找到了成吉思汗的精神血脉，找到了欧亚新文明“征服者”形象的诗与力；并“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鲁迅《摩罗诗力说》）
【质朴而透出金属锋芒的语感】洪烛命定要在这片蛮荒地带与西域先贤相遇，与一个游牧民族不羁的脚步接力，与雄浑古朴的诗魂相融。他用有如土地般质朴而不见墨痕的语言，来抒写自己在这块土地上的“神遇”之思、之情、之诗：“我来了，在滴血的残阳下/左手呼唤一匹马，右手呼唤一把刀/愿意做西夏的最后一名士兵/……我要在上面刻写自己的名字——/‘洪烛，最后一个西夏人。一个诗人……’”“还有谁像我这么有勇气：承认自己/有一个失败了的祖国，有一个战死的父亲！/我抚摸一束流泪的矢车菊/那是从版图的断裂处开出的野花/我跟它一样，都是在耻辱中长大的”（《在西夏的版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