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这种游戏精神对于防止盲从和迷信是有意义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大话文学与大话文化是思想解放的一枚畸形的果实。一味的游戏、戏说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消解了人为树立偶像、权威之类的现代迷信、现代愚民的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变为批判与颠覆的反面，一种犬儒式的人生态度。根据旅美学者徐贲的研究: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
”徐贲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主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疑戒备心态，而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生存方式。
对于陶文与徐文《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中的观点，我是认同的。朱大可《受虐与犬儒——最近25年的中国文化史》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文章。朱大可对犬儒派的代表作——王朔的“痞子文学”、张艺谋电影《红高粱》与《英雄》的批评，也说出了我想说而未说清的话。
由此，我却想到另一个问题:“犬儒主义”为什么就这么铁板钉钉地成了一个贬义词呢？我能理解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卑鄙”由指称出身卑微、居地偏远，渐渐才变成了指斥品德下流的形容词。但是，我总感觉“犬儒主义”不该被“变脸”得这么丑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