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老的书比较多，我几乎都一一读过并推荐给朋友们了。虽然在孙中山等一系列问题上我们的观点不完全一样，但袁老仍是这批“八零后”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这四位中，张思之老师出的书很少。所以，当看到他刚出的口述自传《行者思之》时，我马上买下来并一口气读完。
张思之老师可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革命”：十六岁飞越“驼峰”成为赴缅学生远征军一员；后来加入地下党，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他成为北京的首批法官，但他后来偏偏选择了当时中国最不需要也最没有权力的“律师”职业；然后是所有知识分子必经之路，只是他的长了点：十五年的劳动改造；再后来是模范教师与律师协会任职八年……
1980年，张思之被指派出任共和国第一大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辩护小组组长。那可能是他真正成名的时刻，但如果没有后来这些年，尤其是过去二十多年活跃在法律界与律师领域的话，恐怕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记住他。
在共和国第一大案中，律师可做的非常有限。当时彭真希望有律师出庭，只不过是用来说明中国结束了无法无天的毛时代，要依法审判，更要依法治国了。不过，从张思之老师的亲口讲述中，我们看到，当时的律师只不过是一个摆设——这不难理解，当时的法律，又何尝不是一个摆设？张思之老师对他在那次审判中的角色的反思让人钦佩不已，我想，这可能多少促使他在后来法制中国的建设中越来越多的站出来，站到第一线，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别人都退休了，他却在维权更是维护法律的第一线，赢得了令人尊重的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