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号的金柱大门里的影壁墙上竖挂着中国人民大学白底黑字的大木牌，1956年前是繁体字。由于校长吴玉章兼任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任并在1956年主持公布了第一批简化字，自然要率先垂范，大木牌很快改成了简化字。
二
吴玉章是中共延安五老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四川保路运动，领导荣县起义，时间在武昌起义之前。他生于1878年，在党内年高望重，虽然不过问日常运作，但以中央委员之尊出任大学校长，足见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地位之重要。华北大学的校务由成仿吾负责，人民大学成立后，原华北革命大学副校长胡锡奎任副校长兼党组书记、教务长（当时称教务部长）。成仿吾也是副校长，但排名其后，兼研究生院院长（当时称研究部长）。
据父亲回忆录《流逝的岁月》所述，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各级干部多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洋包子”，而华北革命大学的主力是一批“三八式”干部，被称为“土包子”。两位副校长积不相能，也是原“华大”干部和原“革大”干部之间摩擦的反映。在历次整风审干中，“洋包子”多半倒霉，然而人民大学建校之初，请来大批苏联专家，作风洋化，办学方向是苏联式的正规大学。“洋包子”对此比较接受，他们能比较快就说俄语、唱苏联歌曲、吃面包黄油、跳舞。
“三反”运动中，“洋包子”颇受打击。不久，成仿吾调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邹鲁风、聂真先后调入任副校长，崔耀先任党组领导下的党委书记。（人民大学从1950年到1956年，既有校党组又有校党委，党组在党委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