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修同志是我一生中一位难得的知己加诤 友。我们的深交始于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隆 重举行追悼会为张闻天平反昭雪，我们二人被指 定参加起草悼词工作。指定我们两人，是因为彦 修同志先在延安马列学院做过张闻天的学生，后 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又受他领导并随他赴晋 西北进行过农村调查。我是1949年在辽东省委 宣传部工作期间被张闻天看中，1950年跟他到 北京从事外交工作。他一直把我当作他的助手， 直到1959年他被毛泽东打倒。1979年11月，在 胡耀邦同志倡导下，中央决定成立张闻天文集编 辑领导小组，并指定我们两人为小组成员并负责 处理有关张闻天平反后的一切宣传和资料收集 整理等事宜，这项工作持续至今，我们合作了30 多年，彦修同志做了重要贡献。一年多前《200 位老人回忆张闻天》一书的出版，他就起到关键 性作用。
不过，我和彦修同志的深交，并未限于研究 和纪念张闻天。我们更多是就一些理论和中共 党史问题交换意见。1999年我改行学习和研究 中共党史，写出《党史笔记》一书。成书前，每写 完一章都必送请彦修同志审阅修改，他几乎每篇 都有回应，有的章节还引发他的长篇议论。特别 令我感动的是，有一次他给同一章提的意见，竟 抄改3次，一寄再寄。
说我们是诤友，是因为我们交换意见时彼此 毫不客气。为张闻天起草悼词，两人刚刚结识， 我不揣冒昧，对他原先起草的部分拿起笔来就 改。对我这种不讲礼貌的鲁莽行为，他不仅毫不 见怪，反而连说改得好。这也是他后来对我做出 过高评价（我不敢承受）的原因。我们之间一直 是直话直说。他撰写《天堂往事略》时，曾分篇寄 给我征求意见。我对他偌大年纪还下那么大的 功夫，包括硬啃维辛斯基的法学著作实在佩服， 但对他把书名定为《白头宫女话长安》自比"白头 宫女"，感到实在不妥，坚持提了3次，请他换一 个。他舍不得改，直到最后关头才改。他给我写 的东西提意见，则是通篇就像给中学生批改作文 那样：具体到这词或那句"删""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