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每逢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双方擂破战鼓开打嘴仗时，我宁愿躲在书房像一个乡愿抑或瞧热闹的看客，歪靠太师椅，翘起二郎腿，品着铁观音，嘴角挂着冷冷的笑，斜着眼看被批评者的忍耐功夫能否平息批评者越来越放肆的炮火，和终于被激怒后回身反驳技巧的生猛娴熟抑或轻巧毒辣。当然我还愿意静观双方在你来我往接招拆招的快速闪转腾挪之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如实地反映着各自的专业水准，是否真的能够在一答一问之间释疑解惑逐一澄清问题，以及终其争论辩驳全过程，双方在观众面前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学人怎样的胸襟和涵养。
可惜我很失望。竟然有人被逼急了忍不住回家抄起贺龙当年闹革命砍土豪的大菜刀，反扑到批评者家里声言要与之签订生死状，然后好彼此不承担逼死对方的法律责任来解决学术纷争！这叫什么话？辩识真理难道可以用如此谬误的方式进行？这与“文革”时期，武斗的双方杀人都假借革命的名义以逃避杀人的罪责有何本质的区别？坦率地说，这位肩扛菜刀、找人拼命的学人并非没有学问。甚至这位老先生的部分学术观点，我是极为欣赏的，另外一些虽然我不赞成，但也并无多少反对的意见，毕竟作为一个学人，他拥有完全的学术自由。可即便他所面对的批评者确如某些人所指，是个“科学的二流子”，但作为被批评者，一个耳顺之年的学者教授，是否也有必要自省：面对不适当的批评，自己作为一个正经学人，涵养和雅量是否有待提高？彼时一个哲学家的理性思维是否已经躲到感性思维的背后，难得使人一见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