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民众再次寄希望于一点：高层权力的代际更替能让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上台，从而维持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一如当年对朱镕基的热切期望一样，人们盼望着新一届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抑恶扬善、除奸举贤，把中国带入一个文明兴旺的新时代。——多数国人所期盼的“新时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国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下，中国人大多对民主政治其实并不了解，不少人仍顽固地抵制西方民主制度），而是“新”在领导人的“贤明”与“亲民”。
“圣君贤相”式幻想不仅存在于工农民众当中，也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当中。然而，这种幻想却一次又一次被严酷的事实无情地击得粉碎。比如山西省记者高勤荣因写“内参”揭露运城地区当局弄虚作假、大搞假“渗灌工程”，次年即被该地政府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诬陷而判刑12年。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副社长桂晓琦将中央政府历年来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汇编成册出版，帮助农民了解有关的政策法规和他们的权利，结果该书却被江西省政府宣布为“反动书籍”，强行全部收缴，桂晓琦为逃避省公安厅的追捕被迫流落外乡。高勤荣是想藉“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桂晓琦则是想借“中央文件”这柄“尚方宝剑”帮助农民，但他们信赖的“中央”却并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支持或保护他们，而是听任地方政府践踏蹂躏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又比如2003年SARS爆发初期，中国大陆按惯例封锁疫情消息，从而导致疫情迅速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