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便叫她带着两个孩子去香港，留三个孩子在上海。万冰如一到香港，便打电报给陈璧君，称陶“即刻偕返上海”。 一直忙于青岛会议的汪精卫和陈璧君以为陶希圣回心转意，对他的三个孩子看管不严。在杜月笙的代表万墨林的策划下，将陶的三个孩子秘密送上意大利邮轮，几经危难，终于逃出上海，于1月20日一家团聚。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头版，刊出全部日汪密约，四行黑体巨大字标题： 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 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 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 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
第二天，重庆、昆明各地报纸转载香港《大公报》的文章，一时举国哗然，万民激愤。 这便是“高陶事件”。这不亚于一声晴天霹雳，使得汪精卫惊慌失措。陈璧君更是失声称自己栽在一个“乡下女人”手里。
1949年母亲抱着沈宁照于香港。供图/沈宁
“冤家”结亲家
陶希圣“回归”后，陶家在重庆安定下来。沈宁的母亲，也就是陶希圣的长女陶琴薰也正是在重庆进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学习。 在这里，她和同学沈苏儒相爱了，但两人却对这段恋情能否修成正果惴惴不安。原来，沈苏儒是著名亲共社会名流沈钧儒的幼弟，而陶希圣却一直和他政见不合。 早在1937年夏，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战略会议，陶希圣和沈钧儒都在应邀之列。当时，沈钧儒是上海的著名律师，陶希圣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但因政治立场相左，两个人每逢开会，就要发生争吵。 有一次会上，两人争吵得很厉害。散会之后，沈钧儒拉住陶希圣说：“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陶希圣马上恭敬地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 沈钧儒点头说：“以后希望你我之间客气些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