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他就脱离军校，远离政治，独自回到上海，专心研究中国社会史。 陶希圣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挖掘和分析的独特见解引起中国学界的好奇，继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这样一来，倒是把陶希圣抬高起来，成为中国社会史学界的顶尖人物。不久，他就被南京中央大学聘为教授。一学期后，北京大学又聘他为法学院教授。 在北大教书时，陶希圣还在燕京大学、北师大、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处兼课。三年之内编辑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胡适先生一起主编《独立评论》，还创办经济史学杂志《食货》，成为北平有名的社会史和经济史教授。 除此之外，他仍然继续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曾有一口气写作发表40篇文章的记录，在上海、北平、天津各地报刊发表。日本学界惊呼“陶希圣时代”到来了。
陶希圣与沈宁大舅与三舅摄于天坛(三十年代)。供图/沈宁
“高陶”事件
如果没有“七七事变”，陶希圣或许会一直持续这种名教授的生活。但抗战的滚滚洪流席卷中国的时候，也挟裹了陶希圣。 1937年夏，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召开抗日战略会议，邀请全国知识界名人会商救国大计，陶希圣也在邀请之列。 抗战之初，陶希圣曾积极投身其中，从事国际宣传。但1938年，武汉失守后，陶的情绪陷入了低谷，并与旧相识汪精卫越走越近。终于在1938年12月18日，追随汪精卫从重庆经昆明潜逃至河内。 1939年5月，汪精卫已经把所谓的“和平运动”的重心转往上海。此前，汪的一些旧部不同意他的做法，已经离他而去。陶希圣也时时处在矛盾与挣扎之中。汪精卫半年来苦苦邀他回来，助一臂之力，并让夫人陈璧君亲自游说，陶到底禁不住她的劝说，决定回到日本人占领的上海。 1939年8月26日，陶希圣到了上海，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