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启蒙的真精神是批判主流意识形态。这是自人类有“轴心时代”以来，自人类发出“天问”以来，每一个追问人生意义的思想者不得不采取的立场。因为人要思考，必从自身处境中去思考，而每一个“处境”都是特定的，是具体时空中的，特殊社会内的，由无数对思考者个体有意义的特殊关系构成的处境。主流意识形态企图以一定特定处境的思考及其话语，取代其余所有处境中的思考及其话语，企图以一个利益集团的“理性”去遮蔽社会各个利益主体的“理性”。于是势必扼杀思想，把社会带向“平庸”，带向对人生意义的“遗忘”。此信为思想者所不容，所不得不起而批判之倾向。
纵观西方思想家，自苏格拉底对雅典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并因此而被公决死刑，至路德对教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并引发“个人直面上帝”的启蒙运动，再至康德讥讽普鲁士专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高扬法国革命中表现出来的个体理性精神，又至法兰克福学派承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本性”的批判，终至福柯和德里达等人不得不颠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在这一纯属西方的现象之流的核心，潜涌着与理性精神对立的酒神崇拜或者所谓迪奥尼索斯情结，中经犹太一基督教请先知所宣告的“末日审判之不可避免地降临”，至尼采疯狂而孤寂的呐喊，这潜流的精神正是个性对整体性的反抗，正是人的个体生命力的迸发。当年深深吸引了王国维的，也正是西方思想传统中叔本华一尼采的这一精神。作为近代中国一大思想者，王国维终于被扼杀于“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迷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