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题目至少是第三次用了。康德先写了这个题目，说启蒙就是每个人以理性之光洞明自己的命运，由此，诸神退隐，个性高扬。市场经济升腾为“资本主义”，霍克海姆开始怀疑启蒙究竟给西方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抑或是更多的痛苦。因为在他看来，劳动分工的演进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主义盛行，社会整体之道德基础有被无数利益冲突的个体撕裂的可能。黑格尔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将自己一生的使命定于为新社会寻找一新的道德归依。
1979年，法兰克福学派领袖人物霍克海姆与阿多诺继康德二百年前的“什么是启蒙？”一文，再次讨论启蒙。这次，他们的题目是“启蒙的辩证法”，其主旨在论证西方启蒙运动，或者正确地被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们概括的科学与民主，是由西方理性传统中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发生出来的。其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关于逻各斯的思想，中经圣·奥古斯都、托马斯·阿奎那，终至康德提出“理性为自然立法”。
西方理性的精神在于试图寻找那种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归约为其“实质”的规律性。这种理性精神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是由于其外用产生了巨大的功利效果，在初期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利用，在资本主义时代则表现为人对人的利用关系。于是韦伯担心“工具理性”会最终淹没了，遮蔽了“价值理性”，导致西方的没落。启蒙在西方社会发展到“现代危机”的境地，一方面是霍克海姆与阿多诺所批判的理性“规律”对个体“特殊”的压迫，另一方面是德克海姆与贝拉所忧虑的个人主义精神对社会道德共识的消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