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着令湖南省委调查上报，湖南省委又批转当时的零陵地区，零陵地区又批转道县县委。材料就象一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后又回到了被告熊丙恩手上。熊丙恩和道县县委向零陵地区报告：死人是实，是两派群众组织武斗时被打死的。零陵转报省委，省委再转报中央，皮球按照原来的路线又转了一圈。一个圈的时间是整整一年。
而8名上书者则遭到程度不同的残酷迫害：阎维胜，因为姓阎，又是北方人，被扣了一顶阎西山特务的帽子，关押了一年，在监狱里受尽了毒打和折磨。周贤维、周家丰两人，曾任大屠杀专案调查组副组长，被长期关在牢里，先后受迫害死亡。蒋良信，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劳改10年。刘香喜，被判死刑，后改为20年徒刑，在牢中被打得死去活来。历史应永志他们的英名。
如今，这三百余页材料的八名作者半数已作古。这篇文章是对六千五百名冤魂的悼念，也是对八名作者的淡远安慰。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有人说，历史学家要站在向历史负责的高度，洞幽察微，详加考证，仔细分析评判其历史根源，总结历史教训，阐释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