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曹操翻案的戏，早就有了。1959年，郭沫若创作的五幕历史剧《蔡文姬》，讲述了才女蔡文姬受丞相曹操之请，从南匈奴返回汉朝继承父亲蔡邕遗志续修汉书的故事，就是一部翻案戏。郭老曾经说过：“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是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
但是郭老为曹操翻案，却并不是以对刘姓皇室的态度划线，他借剧中人董祀之口，谈了自己翻案的理由：“他（曹操）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如今‘马前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从前我们的边疆，年年岁岁受到外患的侵扰，而今天呢，是鸡犬相闻、锋镝不惊。我们从南匈奴回来，沿途都受到迎送，没有些微的风吹草动”——总之，在《蔡文姬》中，曹操的正面形象是建立在他的政策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比《铜雀台》要坚实多了。今天，《蔡文姬》已成经典名剧，不断被复排，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同时也启发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而《铜雀台》的命运，恐怕只会和其他商业大片一样，虽然也可能凭着各种噱头获得不菲的票房收入，但终究不过是一个文化泡沫，看上去绚丽多彩，但旋即破裂，化作过眼云烟。
和郭沫若那一代人相比，当代艺术家——导演、编剧、作家等——拥有更为优越的创作条件，但遗憾的是，他们却失去了人民史观，这使他们丧失了诠释历史的能力，作品缺乏一种浩然正气！他们在细节上力求完美，但主题却往往含混不清，且常常自相矛盾。由于不知道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因此他们镜头中（或笔下）的人物要么是暴虐的、古怪的，要么是偏狭的、冷酷的，但很少是豪放朴实、平易近人的，他们个个工于心计，却个个命运悲惨，让人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比如《铜雀台》中周润发扮演的曹操，气质就过于阴鸷、多疑，给周围所有的人，包括观众，都带来了很强的不安全感，让人觉得不舒服。这和《蔡文姬》中那位雄才大略但却朴素俭约，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勇于改正错误的“曹丞相”，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但是郭老为曹操翻案，却并不是以对刘姓皇室的态度划线，他借剧中人董祀之口，谈了自己翻案的理由：“他（曹操）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的景象。”“如今‘马前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从前我们的边疆，年年岁岁受到外患的侵扰，而今天呢，是鸡犬相闻、锋镝不惊。我们从南匈奴回来，沿途都受到迎送，没有些微的风吹草动”——总之，在《蔡文姬》中，曹操的正面形象是建立在他的政策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比《铜雀台》要坚实多了。今天，《蔡文姬》已成经典名剧，不断被复排，感动着一代又一代人，同时也启发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而《铜雀台》的命运，恐怕只会和其他商业大片一样，虽然也可能凭着各种噱头获得不菲的票房收入，但终究不过是一个文化泡沫，看上去绚丽多彩，但旋即破裂，化作过眼云烟。
和郭沫若那一代人相比，当代艺术家——导演、编剧、作家等——拥有更为优越的创作条件，但遗憾的是，他们却失去了人民史观，这使他们丧失了诠释历史的能力，作品缺乏一种浩然正气！他们在细节上力求完美，但主题却往往含混不清，且常常自相矛盾。由于不知道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标准，因此他们镜头中（或笔下）的人物要么是暴虐的、古怪的，要么是偏狭的、冷酷的，但很少是豪放朴实、平易近人的，他们个个工于心计，却个个命运悲惨，让人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比如《铜雀台》中周润发扮演的曹操，气质就过于阴鸷、多疑，给周围所有的人，包括观众，都带来了很强的不安全感，让人觉得不舒服。这和《蔡文姬》中那位雄才大略但却朴素俭约，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勇于改正错误的“曹丞相”，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