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千万别以为言论自由就只是允许每个人讲话。要知道，允许每个人讲话固然是必须的，但这必须还有个前提，就是得学会听别人讲话。没有学会听的人，是绝不可能给你言论自由的，他要的或许就是只讲不听的自由，其本质就是压制你、压迫你的那种自个的自由。
孔子的时代是诸子百家的时代，也是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讲的人很多，比如诸子百家都在讲，又有几个人真听呢？好像没有多少人真听。否则孔子也不至于周游列国后抑郁而终，也不至于有后来的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了。这也足以证明听比讲重要，没有听的前提，无论讲有多自由也不是真自由。
如果说在孔子的时代，六十才能“耳顺”，今天的人们多大岁数才会耳顺呢？按我的观察，好像今天的中国人一百岁也做不到“耳顺”。打茅于轼老教授的人，打邓相超教授的人，似乎年龄都不小啊，他们怎么就没有“六十而耳顺”呢？
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到六十岁了，还不能“耳顺”的话，这人基本上就不能算是一个正常人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如果都听不得，听不进不同意见，尤其是六十多岁了，还听不得，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能说这人，这群体，这社会都还太不成熟，也太不正常。
当然，这社会戾气太足，恐怕也不只是“坏人变老”的缘故。没变老的人又有几个听得进，听得懂别人讲话的，包括一些天天高喊自由民主的人们？
“耳顺”其实不应该是一种“高大上”的修养，更不应该是非要等到六十岁才具备的修养，而应该是一种常识。这个常识就是，听比讲重要，听是讲的前提，也是交流、合作、妥协和平等互动的前提。没有“耳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