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胡适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在梁启超时代，“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然而，到胡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专一的信仰崇拜”不存在了，用“中国本位文化派”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
应该说，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是反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胡适所说的“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直到今天也没有成为中国政学两界的基本共识。在今天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只肯定了两个半条：“爱自由的个人主义”只肯定了低俗的那一半即追求享乐的那一半，高尚的那一半即追求真理的那一半则受到压抑，因为还在反对“自由化”。“私人资本主义”也只肯定了一半，因为还要“以公有制为基础”。“代议政治”则继续受到否定。
尽管回归文明主流的步伐十分缓慢，毕竟大方向已经开始扭转了，这一点是需要充分肯定的。主张宪政改革的人，对于片面的经济改革当然是不满意的，但我们和那些否邓捧毛的“老左”在大方向上是截然相反的。我们嫌车子走得慢，他们却要开倒车。开倒车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2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