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关于五四的文章，当时我还是比较同意胡适的观点，他一直主张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上的干扰，五四运动代表的民族主义倾向把过去二三十年中国比较浓厚的追随世界文明主流的步伐搅乱了，使得中国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他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人是听不进去的，现在看来，胡适确实是一位先知先觉，从五四运动到四五运动，中国在这六十年里走了一条弯路。
我现在认为，不仅要分清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不仅要质疑五四运动，还要进一步拷问新文化运动本身的路线对错。对于胡适所维护的新文化运动应该怎么看？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块东西是没有太大疑问的，就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给中国文化所带来的变化现在看来是不可逆转的，尽管有人对于白话文运动也持批判态度，但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再返回白话文运动之前，再重新复兴文言文了。胡适、陈独秀他们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给中国文化打下的烙印，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了。鼓吹妇女解放、社会平等、合理的个人主义，在这些方面也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历史学界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从梁启超说起，一个说法是从陈独秀、胡适说起。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新思潮运动从梁启超算起或者更早一些是比较合适的。到一部分北大教授及其《新青年》鼓吹“新文化运动”时，就已经开始走偏，也就是跟着当时国际思想界最时髦的过分强调文化和文化主义的潮流跑。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中国在这方面也是跟日本学的，不是直接跟欧洲学的。福泽谕吉在明治时期把“文明”一词引入日语，而到了大正年间，“文化”一词开始在日本走俏。桑本严翼发表过一篇名为《文化主义》的演讲，他说，所谓“文化主义”就是要“使文化成为生活的中心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