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化放在文明之上，放在制度之上，这是日本人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又被中国人拿了过来。陈独秀晚年对于自己的路径选择曾经有过批判性反思。胡适在60年代也是有过反思的。要实现中国的宪政民主，需要有经济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思想层面的共同努力。胡适当年讲自由主义，仅仅局限于文化思想层面。社会层面的各种公民团体，包括商会、工会、农会等等组织，他几乎没有谈到过。他在政治层面上提倡的“好政府主义”后来分为两支。一支是丁文江、蒋廷黻等人鼓吹的“新式独裁”，一支是胡适等人完全不具备操作性的“无党政治”。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结束之后，胡适发表了一篇《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其中写道：“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趋势，使人们对于政党政治的迷信减低了不少；在这个本来厌恶政党政治的国家，对政党的信用更减低了。……如果将来的宪政能够逐渐实行‘五权宪法’的精神，中国的宪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党纷争和分赃的老路。
从一党的政治走上无党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国建立一个足为世界取法的特殊风范，这似乎是孙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
胡适从来不把梁启超视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同路人，但是，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的政治观点与他却有很多契合点。梁启超去欧洲转了一圈之后，在1920年的《改造》发刊词里明确表示代议政治过时了，要寻求新式政治。他的弟子张君劢、张东荪也认为，新式政治就是“修正的民主政治”。正是因为有过中国思想史上的这种曲折反复，所以李慎之才说顾准是五十年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把顾准说得这么高，很多人不理解。自然，如果与世界上的大思想家比，顾准确实没有太多的原创性思想。但是，作为中国大陆的政治思想家，他是最明确地肯定了代议政治的，他斩钉截铁地说：“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前总书记赵紫阳在与宗凤鸣的谈话中，也肯定了顾准的这一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