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绝对确证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
科学”
，对各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与决定论予以清算。
刘擎先生说，以往对科学真理的攻击，主要来自非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无论具有怎样的颠覆性，也仍然无法解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科学奇迹的“
铁的事实”
。而波普尔以“
猜想－反驳”
的试错机制对此提出了新的另类解释，在肯定知识成长的有效性同时瓦解其绝对真理性。这是启蒙传统内部对绝对真理观的一次真正的“
解构”
批判。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是审慎的理性对“
理性的自负”
的一次胜出。
刘擎先生说，尤为重要的是，证伪主义学说远不只是一个天才性的逻辑洞见。如果波普尔不具备进入复杂而深奥的科学内部知识讨论的能力，那么“
科学陈述不能被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
之类的论述只会被看作痴人说梦，成为一个笑柄，而根本无力对思想史发生任何影响。波普尔反潮流的新科学观念赢得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支持和肯定。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来自科学家共同体的支持，对绝对真理观的颠覆以及对决定论的批判至多是哲学圈子内部的议论或牢骚，而不可能成为思想史的一次转折。
刘擎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在学术界，我们习惯于敬畏晦涩的学说，但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通过极为卓越的工作，一些原本复杂的思想谜团才变得清澈起来，一些被许多晦涩的文本反复讨论的问题才获得了可能的解决出路。而波普尔正是这样一类卓越的思想家。一个世纪前，对绝对真理与决定论的批判在公共思想界还是一个异端，而波普尔以他独特的风格（以及近乎偏执狂一般的雄辩热情），推动了思想史上的一次转折，使这种异端学说在今天甚至成为了常识。但这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常识，而是改写了人们的科学观、历史观与社会演进观的意义重大的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波普尔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一流思想家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