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
最令人心悸的是作为一个书生的王实味竟敢从抨击“食分五等，衣看三色”的现象进而试图剖析产生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
从抨击延安“歌舞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级差序制度的思想和历史根源，进而再开出一付“民主”、“博爱”的疗救药方，王实味的论调在延安领导人听来，的确太刺耳了，甚至听来有如托洛茨基的“工人国家蜕化论”。在这里，他们的判断并不错，王实味的思想确实和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王实味鼓吹的“平等”、“博爱”观念，从根本上说，和建立在政治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领袖至上”观念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从王实味的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必然引发出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而确立“领袖至上”的观念的首要条件就是削弱乃至消灭人的自主性，使人成为“齿轮和螺丝钉”。1942 年的毛泽东正全力追求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将全体党员改造成“党的（也即是毛的）驯服工具”，如果听任王实味“蛊惑人心”的言论继续扩散；势必严重抵消毛的努力。
因此，王实味及其思想就成了毛泽东不得不予以清除的障碍。
王实味呼唤平等，抨击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也直接侵犯了毛泽东和享受等级制度之惠的老干部的利益，至于王实味言论中渗透的对革命的幻灭感，若从毛的角度看，则有可能“侵蚀”并危及毛“打江山”的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