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生在延安营造“肃托”精神恐怖，青年知识分子无端失踪的事件时有所闻。伴随“肃托”阴影的扩大，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升温，延安各学校原有的自由讨论的学习活动渐渐转变为对毛报告的歌颂，广大知识青年的主动性逐渐消失，自赎意识与沮丧感日益蔓延。
二、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序制度逐步完善，新老干部的冲突逐步表面化。在任弼时的督导下，1940 年延安的大、中、小三灶制度正式在全党推行，舞会成为延安高级干部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领导干部的安全保卫工作已制度化。各单位的领导多由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担任，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受到严厉的指责，批评知识青年的词汇，诸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愈来愈经常出现在报刊和领导干部的口中，成为笼罩在青年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低气压。
三、恋爱自由逐渐受到限制。“杯水主义”现象显然与差序等级制度相违背，作为一种“时尚”它在 1939 年就告结束，而代之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到了 1941 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忽然发现，他们已从青年乌托邦理想国的主人，一下子跌落至“等级差序”制度下的最底层！
作为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面对这一切，王实味感到不平，有如骨鲠在喉。他似乎十分怀恋 1937—1938 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