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说，形式规定的认知，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长。依照黄奇逸说法，甲骨文还不算成熟文字，而“商”字，已经成就稳定字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正是交换造就、至少极其快速地促进了有文字的历史的发展（譬如斩木或析木为信）？
形式规定，不是物质生产本身的规定，是交换的结果，且为交换统治生产的结果：为交换而生产。
交换发生前，物质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需要，就是效用；需要什么，才会生产什么，一如家庭餐饮，想吃什么做什么。一旦为交换而生产，效用，就不再是生产的直接目的。效用，是别人的需要（以致“效用”这个词语都是由为别人生产而产生：一如吃什么做什么，毋须抽象出“效用”这个词一样）。为别人的需要而生产，当然要顾及效用，顾及需要者对于效用要求的特点，这就要求生产者比需求者所为更有自身特点，其他生产者所不能（笔者注：所谓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者也）。但是，效用不是生产直接目的，这些生产特点的形成，仅在于效用乃生产者追逐目的的物质承担者，效用生产的特点为目的所规范，明确目标：自然在于出手要快。极端的追逐，就是“脱”销（笔者注：脱销，从售卖者个人说来，已经等同于时间的节约，较少的时间花费，获得较多的成果：直接交换条件下，就是获得较多其他种类的物质产品）：
什么好销卖什么（萝卜快了不洗泥）。最初的交换，从对他人物品需要开始。这个开端，孕育着为交换而生产，这就是卖。这就是说，卖出自直接交换。这种卖，当为货币之由。卖，关乎生产者生死存亡。为此，马克思把它称作“惊险的跳跃”（《马恩全集》第23卷第124页：“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越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