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斑驳陆离的颜色都是后人涂上去的。我只是用史实说话，擦掉粉彩，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干扰太深了，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太多。不必苛责个人，环境误人啊。
记：您对“国学”好像特别反感？从2004年批评《甲申文化宣言》开始，国学院啦，读经啦，都重炮轰击，写的文章不少。
袁：与人们的猜测相反，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医药等等是喜爱的。家里所挂字画，也明白显示了这一点。道家的虚静，是我修身的精神支柱之一。但是，我确实不喜欢儒家那种扼杀生机的等级制度和观念。对外封闭，对内固守传统的儒家思想，阻碍社会转型，是近代中国贫弱的基本根源。在制度层面上，不坚决冲破已经腐朽和制度化的传统，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不可能成功。而当下许多“国学”提倡者，恰恰冀图在制度建构上，以儒家那一套抵制与国际接轨。那些所谓的“当代大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和最大缺失都缺乏了解。“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儒家的崇高理想；“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是达到这一理想世界的必由之路。他们不是致力于培植多元文化，而追求儒家的独霸地位。儒家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伤害是建构了宗法专制体系。他们不但没有反思，还高喊：
“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把读儒家经典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他们不知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缺失和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的两大软肋，还要火上加油，把文字和内容都很艰深并且浸透服从和恭顺精神的儒家典籍强加给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