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后来呢？
袁：1950年高中毕业，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一心一意想参加经济建设。本科毕业工作一年后去复旦大学读研究生。1957年研究班毕业后到中山大学任教，运动接着运动，浪费了20年的青春岁月。“文革”后我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我在教学和研究中，深感这一领域“左”祸猖獗，虚假的东西太多。我的责任是拨乱反正，努力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谈学术：推翻卖国贼定论
袁伟时的著作中，影响最大、同时争议最大的是《晚清大变局》。李鸿章、洪秀全、孙中山等人，在权威话语体系中早有定论，在他笔下，样子都变了。他们不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或不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
记：晚清研究中，您提出哪些新问题，得出哪些新结论？
袁：我的研究首先是为解决自己的困惑。说服不了自己的东西，无法说服别人。为什么大清帝国不能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型？从道光皇帝到曾国藩、李鸿章，真是卖国贼吗？从清末到民国，朝野上下都视曾国藩为完人，为什么一些史学家偏偏要给他戴上卖国贼的歪帽子？张之洞、梁启超都是李鸿章的政敌，却异口同声赞颂他的事功，这里有什么秘密？人们赞赏康、梁，但他们的思想明明渊源于西方在华传教士，为什么后者却被谴责为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如果生来就是奸贼、卖国胚子，为什么清末民初朝野上下和海内外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问题一大箩，我都努力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记：人们普遍认为您翻了许多大案，震撼性地颠覆了过往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