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偏见，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决策。1996年至2002年我国政府对公益性、基础性和竞争性领域的投资结构，从10.49：38.38：51.13演变为15.99：47.76：36.25。公益性投资比重增加，但竞争性投资比例虽然减少，但仍高达36.25，超过公益性投资一倍还多。所谓竞争性，就是有利可图，政府与社会资本竞争，却放着公益性不投，借口说没钱，道理何在？基础性投资大大增加，是社会资本不愿投，还是垄断不让投？请看下例。
据测算，要实现2020年铁路总运营10万公里的计划，从2005年至2020年，至少每年得投入1000至1200亿。而国家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不到3000亿，这无疑是国家承担不了的，必须引入社会资本，可铁路高度垄断的体制不打破，怎么进来？而有人说，这可是国家经济命脉，怎么能向非公有经济开放；社会主义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怎么能再发展非公有制？
国家本应该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并将基础性领域向非公有制开放，这样就能腾出财力，增加公益性投资，多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公共产品，造福广大民众，这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现在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向基础性、竞争性领域，而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能却借口没钱不去做。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焦点、难点，也是改革攻坚所在。那么，各级政府为什么热衷于经济活动，而对公共服务缺乏热情？这涉及到政府管理理念、政府政绩考核、政府利益驱动等等。而有人要求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不让国有企业退出，公有制为主体的前社会主义理念，妨碍政府财力向公共服务转移，也是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