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在过完自己55岁生日之后，陈其亮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叫到身边，问他们是否愿意把他名下的鞋厂、皮革厂接手。但是，遭到了两个儿子的拒绝。
7年后，回忆那一场谈话时，陈其亮双眼饱含泪水，那一刻，他真正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结束了。两个儿子都在事业单位上班，他给孩子们攒的钱，够他们一辈子花。两个孩子不接班，他也能理解，开工厂不容易，他也不想让孩子像他们那代人那么辛苦。
1个月后，他请亲戚朋友吃了一顿饭，宣布“金盆洗手”，收档不干了。他把几个厂房租给别人，从一线退到二线，每年靠收一百多万的租金生活。
2008年到2011年被称为温州民营经济史上“最黑暗的三年”。一位出租车司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个时候，有着“温州外滩”之称的江滨西路灯火通明，到处都是外地来淘金的人，如今却冷冷清清。他自己的收入，也从早些年的月入一万多，变成了五六千。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曾经给出过监控数据，2011年8月份，温州的民间借贷综合利率高达25.4%。这要比传统工厂的利润高出很多，辛辛苦苦做工厂，还不如把钱给借出去。
周德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互保”这种模式是银行发明的，一方面大大地激发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对民营经济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一系列企业的倒闭，跟互保是脱不了关系的。”
周德文先生指出，联保互保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假如参与联保互保的企业都能对陷入困难的同伴施以援手的话。但恰恰是“共富贵易，共患难难”，使得每一个参与联保的企业在大难来临时“两股战战，几欲先走”，拒绝承担互保义务，才使联保互保不堪一击。当联保互保被许多地方政府津津乐道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但联保互保在解决小微企业燃眉之急的同时，却留下了更大的风险。企业贷款难，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些企业多数家底薄、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很多优质企业反而因为情面，忽视问题的本质把自己带入了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