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时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曾经预言，“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这一预言抛出之后，引起了很大的波澜。
史晋川当时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温州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作为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温州在引进外资上却鲜有动作；温州人闯荡全世界，却很少见到外地人在温州办企业。
周德文对史晋川进行反驳，他认为温州模式具有与时俱进的基因，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还提出了“新温州模式”。
“新温州模式”有几个要求，突破家庭工厂、家庭经营的限制，走向企业联合、兼并、重组的道路；调整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走向资产经营的综合发展道路；提高民营企业老板们的素质，造就一批具有现代智慧的新型企业；抛弃传统家族式管理，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2000年后，温州也确实走出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品牌，如奥康、正泰、德力西、康奈等，这些企业抛弃家族式管理，聘请职业经理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度，成为民营企业的典范。
不过，也是在那个时候，传统行业利润下滑，来钱慢，这使得赚过快钱的老板们很难适应。他们选了另外一条道路——炒房、炒煤、炒矿、炒大蒜、炒出租车。以出租车为例，1998年，温州市出租车经营权证的拍卖价格是71.5万元，没过几年就被炒到了140万。
“温州炒矿团”“温州太太炒房团”等频频见诸报端，他们出手阔绰，买卖决绝，动不动就承包一片矿、买下几栋楼，温州陷入了一场由炒带来的“财富狂欢”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