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压力型维稳导致矛盾对立，政府职能错位，不利于社会发展与稳定：
徐纯合的悲剧，其源头正是上述访民与基层官员的矛盾。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如果得不到进一步思索和挖掘，类似的悲剧可能还会继续上演。一旦基层政府没法满足访民的需求，访民便很容易把责任归结为个别官员的贪腐或者不作为。所以上访的民众，便层层上访，反映需求。而且在不断的上访过程中，访民最终的需求往往会发生微妙的转变，从最初为了获得个人救济，转变成为反映基层政府个别官员的腐败问题。于是，基层政府和访民之间的矛盾，也在双方你来我往的缠斗中，不断升级。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访民一旦走上了上访这条路，便停不下来，而个别的基层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也在这场角力中变得越来越凶恶，面对这些可怜的弱势群体显得格外冷漠和残酷。压力型维稳体制下把稳定变成目的，把维稳作为地方官员考核指标，甚至对稳定采取“一票否决”的制度，使得基层政府和基层官员不堪负重，为了实现稳定地方政府和官员只号调用行政资源用于维稳，从而导致政府职能偏离。
长期以往，只会导致政府僵化与异化，甚至引发更多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
(五)、应对方闭门不应，错失舆情先机，舆论持续发酵，良善沟通现瓶颈：
“久拖不决，疑窦丛生”，这是有评论者对这起枪击案给出的评价，这八个字的评价也精准总结了从案发到现场监控视频公布前舆论场状况。包括新华社、中国日报、环球时报等在内的中央级媒体及其他媒体，案发后就曾通过微博、评论文章等形式呼吁庆安官方尽快发布调查进展、公布现场视频。主流媒体的加入，并没有让庆安官方出来快速回应民意，反而凸显了“舆论热议，官方噤声”的局面。舆论不断在猜，官方却因在等“统一口径”而无法回应，信息不对等现象随时间推移愈发严重，面对涉事媒体的“穷追猛打”，涉事机构应更加积极主动，及时厘清争议点，避免拱手让出舆情主导权。直到5月12日，来自公安部“回应社会关切”的说法才给舆论带来稍显缓和的形势。此案舆情的持续发酵，无疑是始于舆情应对方的拖延和犹豫，这十几天庆安官方和舆论的对立让一些网民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