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问，“什么时候能报地震呢？”他们说把所有机理搞清楚了以后，才能报地震。我说：“这样，我们治病，哪一个病机理是弄清楚的呢？感冒，机理清楚不清楚？如果清楚，怎么有非典，鸡流感，猪流感？这说明有变种，感冒机理永远没搞清楚，不断变化的，是不是感冒就不治了，非典就不治了，猪流感就不治了？绝对不是啊。”
所以面临第二种概念，不是科学的精确预报，我把它叫做“可操作的实效预报”。在目前地震预测研究没有过关前我们只能采取可操作的实效预测，我们要取得效果，不是什么机理不机理，机理肯定要研究。运用目前认识去做，有多少经验做多少事情，这种预测就是周恩来说的，你们事先要打个招呼。就是这个事情。周总理说“科学上的预测我不苛求你们，可是你们能不能利用各种现象，你们的经验，老百姓的反应，各方面情况积累在一起，蛛丝马迹，事先给我们打个招呼，为政府排忧解难”，他就把这样的任务下达给李四光。所以周恩来总理非常聪明，也非常务实。
现在陈建民局长说十几代，几十代。从科学预测上才有可能，但几十代之前怎么办？汶川地震再发生怎么办？坐以待毙？没有其它任何办法：只有利用现在的知识来做，就是周总理说的打招呼。地震局呢，他是以第二种办法：“向老百姓打招呼”去向国家要钱，可是一旦出事就用精确预报做不到来推辞。这两手反复应用。这手法我很清楚，地震局我呆了这么些年，有时，口袋里放一些有地震的资料，另一个口袋放一些没有地震的资料。资料很多，看领导脸色。领导说最近势态紧张，国内外情况很多，你们要做好工作。不要给我们添乱。我们就拿出最近地震安定的材料让领导安心。假如领导说现在地震是当务之急，你们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就拿出随时都有地震的资料给你。我发现越来越多的领导特别是后期的领导，受文化大革命熏陶，领导都变成政治家，都是琢磨预测准了的地震我是有功的，预测错了的地震我又无罪，怎么样我乌纱帽能保住，整天琢磨这些事情，于是采取很多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