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书鸣：从高饶事件中，您认为我们能得到哪些现实教训？
林蕴晖：这场政治斗争之所以会出现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根源是斯大林的“党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观点。这个观点在四中全会的团结决议中就写进去了。1950年代正值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当时的认识是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还要深刻、还要尖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要到共产党内来找代理人，过去出过张国焘，苏联出过贝利亚，今后也还会有什么……这就把党内矛盾与现实阶级斗争挂起钩来了。后来，1959年批彭德怀，说这是十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文化大革命”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都是由这个错误的理论观点所导致的。当然，也还跟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有关，只要有人把问题一上纲，大家就只能跟着表态，划清界线，否则就会把自己也牵连进去。这种心态，薄一波在讲到1959年上庐山前后的心态说得很清楚，上庐山前他曾准备了一个一万多字的发言稿，内容主要是讲“大跃进”的教训，上山以后，有人告诉他说现在风向变了，他就未敢把原来的发言稿拿出来，而是违心地参加批彭德怀了。
从“高饶事件”到“文化大革命”的党内斗争，如果问有什么教训值得记取的话，首先是党内的政治生活要按照党章办事，遵守民主集中制，党员有真正的民主权利，被认犯了错误的同志也拥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其二是对人的问题做结论，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搞无限上纲，真正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去做，而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