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论及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如易家钺的《诗人梅德林克》、田汉的《恶魔诗人波德莱尔的百年祭》等文章，都对象征主义文艺思潮进行更为深入的阐述和评价。同时《小说月报》、《创造》、《语丝》、《莽原》待重要刊物也大量推出有关象征主义作品及评论的文章。如此一来，象征主义在中国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对新文学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象征主义能够在中国兴起，并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方面与“五四”时期主张的“收纳新潮、脱离旧套”的创新精神分不开，另一方面是由象征主义文学的内在特质所决定。象征主义文学的作品中有反映社会现实，包含着“讲人生问题”，这与新文学倡导的“为人生”的主张有一致之处，从而被接受。同时由于新文学刚刚脱离传统文学的束缚，需要建立新的文学形式，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作家们必须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而象征主义作为废弃现存的形式、表现新奇的倾向的崭新文学思潮和艺术方法，自然而然对那些致力于现代文学的中国作家充满了吸引力。他们大量学习并借鉴象征主义手法进行创作，产生了一批具有象征主义特点的新文学作品。因此，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表现在哲学思想上，同时也表现在“五四”新文学创建新形式上。
尽管象征主义在中国传播最广、接受最早，但是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一批纯粹、典型、高质量、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象征主义文学作品，这与象征主义没有形成一个单纯的文学流派而只是仅仅作为一种创作手法有关。在新文学时期，象征主义往往跟其它文学流派结合在一起，成为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新元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