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自己的表演，郭沫若完全能自察和自辨。在一篇题为《无花果》的报告文学中他对自己的人生作了这样的概括：“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 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 逢场作戏了。”
宋美龄在1982年写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中对郭沫若的逢场作戏进行过如此痛析，“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你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精神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郭沫若的“优孟”人生还体现 在他视自己的婚姻为儿戏。郭沫若一生中有3次正式婚姻。原配夫人张琼华1912年结婚，旋即被抛弃，但未离异，在郭家空守68年；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 滕富子，日本女子，1916年恋爱同居，为此佐滕富子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郭沫若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将佐滕富子抛弃，留下了五个子女；还有于立群， 被称为“抗战夫人”，1938年初与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1979年缢死于北京故居。另外，他还有多个婚外情人，先后与多人结婚，对于立群的胞姊于立忱 的始乱终弃，间接甚或直接导致其自杀。还有彭漪兰（安琳），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1927年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后被抛弃，下落不明；黄定慧，郭 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的一代风流。郭沫若的风流韵事与乱伦嫖妓，为熟知他的人所诟病和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