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学术表演极其仰人鼻息，其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对两位难分轩轾的诗人的态度反差之大，让学界瞠目结舌。本来李白 是唐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赞誉李白自在情理之中。但仅仅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对李白诗的偏爱，他对李白不遗余力地褒，而对杜甫极尽之能事地贬，反对将杜甫 视为诗圣。郭沫若以学术投权力之所好，人性扭曲，卑躬屈膝，这种学术表演为真正的学者所不齿。
党国赋予了郭沫若晚年显赫的政治地位，但他的地位越高，表演的就越起劲儿，也就越显得低三下四，越尊严扫地。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变得摧眉折腰阿谀奉承，成为借文化来杀人的政治狂 人甚至政治流氓。他当时作为文化界的掌门人曾对胡风集团作出结论说：“胡风伪装革命混到革命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并日益变本加 厉。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罪大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严厉制裁。”由于他无条件跟风进行扩大化栽赃，一大批作家被置于死 地。
郭沫若迷恋权力，充分利用“才子加流氓”的条件，通过高调表演而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有人讽刺他说是“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 楚，门庭常改”，“文革”中他甘心充当走狗，只要有利于自己向上爬和自保，人格骨肉都可以出卖，友情正义统统都可靠边站。自己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自杀，他却于 1976年写下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违心地吹捧文化大革命；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他旋即又赋一首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来抨击“四人帮”。舞台转换之快，道具变化之频，令人眼花缭乱。恶劣的人品，丑陋的操守，使拍马成为他的一种无意识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