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通过问卷调查，证明政府官员也有政改积极性。但这主要是受到压抑的中下层官员；他们的政改要求也主要是官场平等竞争，而非全局性政治改革。至于中上层实权派，尤其是领导集团，及与其联系紧密的利益群体，是现有格局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本能地竭力维护现格局，总怕改革深入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不会真心实意地发起、推动政改。但为了安抚要求整改的舆论，他们也不得不许诺逐步推行民主、法治改革，提出一些大而化之的口号，却无明确政改目标和路线图、时间表，还美其名曰“渐进改革”。但人们多少年也不见“渐进”，只见“渐退”。少数有责任感的高层官员真诚呼吁政改，却往往因触犯官场“潜规则”而遭既得利益集团排斥、围剿，壮志难酬。总之，政改的权力内部压力远远不足。
政改的另一个压力，是外部体制示范效应。在极左年代，对外封闭，坐井观天，上上下下均陶醉于“最优越”的自家体制。国门一开，才知别有洞天；“老大哥”霸王别姬，更是六神无主，认为西方才是极乐世界，而从来都不曾客观理性地学习人家政体的长处。近年西方世界爆发金融危机，又使许多人“幡然悔悟”，认为还是自家制度好，无须改革。金融危机，既可能使人们理性看待资本主义局限，也可能诱发极左抬头。在我们这里，在经济、政治、文化、文艺等各领域，我们已闻到一股浓浓的怀旧、复旧火药味。而台湾动辄上街游行、议员拳脚相向的民粹式民主，也使大陆谈“民主”色变。殊不知民主不可能一步到位，人们只能在游泳中学游泳；不能怕喝水老站在岸上。但在此情势下，外部示范压力必然微弱。加之美国出于狭隘民族利益，在东亚、南亚频频搞小动作，更使决策者有了一致对外、推迟政改的充分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