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推进拆迁，保现有组织格局，保以往各项政绩，保官场威严体面，保土地财政命脉……总之，那些逼死人的因素，其实事关根本利益，值得精心呵护，即使还要逼死人也必须维持现状。 唐福珍应“招商引资”的一方邀请建了经营场所，在当地投下了许多资金，即使手续不全，那里的建筑也不是非法所得，因此也谈不上依法剥夺或警力铲除。如果谈判不成，还有法庭判决一途可走，可法庭于此缺位而政府直接出面武力解决，终归算不上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之行政。我说这是一桩逼死人命案，本是克制和客气的说法，如果我说这是“政府拆迁犯罪”，于法理上也是值得探讨一番的。 2008年5月2日清晨，安徽颍上县黄坝乡发生了一桩逼死人命案，被强制拆迁的村民高家在乡政府门前自缢身亡。事件发生后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关注，并批示地方有关部门严查。
其后，乡党委书记马文献因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他涉案乡、村干部也被判刑。唐福珍没在某个机构门前而是在自家经营场所的房顶上自焚，似乎不像这位村民那样以死指明了“冤有头债有主”。 唐福珍找过媒体，求助过法律，结果是媒体觉得“不够典型”，法院不予受理。她自焚后终于“够典型”了，法律也显出了无良而丑陋的面目。唐福珍自焚，抗议的不是某个人，也不是对某些人的绝望。由于她是被一方权力、被一种政策逼死的，这桩明摆着的逼死人命案，就遇到了几乎无法逾越的“定性障碍”。不过，这依然影响不了公众的定性：官府拆迁政策逼死人命。 (作者系知名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