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事件的矛头是指向社会的不公还是执政党的地位？
在许多地方的群体性维权事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把“拥护中国&&&的领导”和“惩治贪官”“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等标语挂在一起，这反映了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老百姓狡黠的一面，因为他们深知，不坚持这一点，不仅维权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可能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但同时也确实表明，老百姓的群体诉求，少有政治的因素，即使有，也不过是要求兑现法律已经给他们开出的权利支票，不会轻易把矛头指向执政党的地位。乌坎事件也不例外，他们在村里或游行队伍中，打出了类似的口号，以此表明他们集体抗争的维权性质。但一些地方的政府，对群体性事件过于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如临大敌，认定群众的行为是造反，目的是要颠覆政府和执政党的地位。
于是，马上就将政府置于群众的对立面，调动公安、武警进行维稳——打人、抓人、关人。遇上组织性不强的群众维权活动，这种手段往往奏效，但实际上老百姓是口服心不服，不满的情绪像干柴一样不断堆积，为社会的长期稳定埋下了严重的隐患；而一旦遇上诉求明确、组织严密，态度坚决的群众维权活动，政府的惯常维稳手段就不再有效，反而导致事件的不断升级，结果让当地政府始料未及，暗暗叫苦。拿乌坎事件来说，如果不是广东省委政府及时调整思路与对策，我们无法想象事情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但话说回来，乌坎民众在这次维权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组织性和自觉性，也是对当局的一次警告：如果不尽早实行制度变革，任由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泛滥，小规模的群众维权活动发展为大范围的民众抗争，甚至上升为带有政治目的的运动，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