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26日公安机关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在14处领导和主要办案人员都在场的情况下，我再次提出要求对我进行测谎，被立即拒绝，说“没有必要了”。直到后来家里发现了窃听器，我才明白公安早已使用了更有力的侦查手段，事情清楚了，当然不必再给我测谎。
九 朱令家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我是“凶手”并曾对我进行恐吓
我97年4月2日被卷入案件，4月11日朱令的舅舅给我父亲打电话要求“私下谈谈”，并声称：“我手里有不利于你女儿的证据”。我父亲说：“有证据应该立即交公安机关，这样有助于破案”，“我绝不是怕与你谈，但一定要有公安人员在场做证才行”。他马上改口：“不能算证据，只能叫线索”。我父亲说：“线索也应交公安人员，同样有助于破案”。我父亲还表示：我们两家有两点是完全相同的，第一都是受害者，第二都希望早日破案。
详细的通话记录我们以文字形式递交了公安机关。
４月２６日，我收到朱令舅舅寄到我宿舍的恐吓信，说我已经“无可救药”“世人皆曰可杀”“纵然是天涯海角，终不能逃脱惩罚”，说“对朱令所做的事情，如果法律无法给予惩罚，是否可以效仿”，并“发誓不惜用一切为朱令复仇，为国家除害”，信中还提到“黑社会”。
相似的信件也发给了班里其他一些同学，要求同学们配合朱家提供有关我是凶手的“证据”。
我们请教了一位律师，她说：这是明显的恐吓，你们可以起诉他，另外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现在甚至花几百元就可以雇凶杀人，而且还可以伪造成意外事故不留痕迹。家人十分担心我的人身安全，要求我离校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