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关于所谓领导人和公安包庇我
网上盛传领导人和公安对我的包庇，读者无不义愤填膺。事实是公安从来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包庇。
朱令94年底中毒，由于医院误诊耽误半年，95年4月确诊铊中毒，至97年毕业前夕一直没有破案，应该说是错过了破案的最好时机。事后由于朱令家人一直广泛地向大家讲述，我们也就听到一些以前不了解的事情：97年3月，朱令家人致信北京市公安局长，指出学生即将毕业离校，其中很多人将出国留学，此案急需抓紧侦破，不能放走凶手；不久又上书国家领导人。
可以想象公安当时一定面临巨大的破案压力，他们希望尽快抓到凶手，对上级领导和朱令家人能有个交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朱令中毒两年多公安机关一直没什么动静却突然在1997年4月2日对我进行突击讯问。
由于对我的调查迟迟不给结论，我和家人都非常着急。我还年轻，总不能长期背着“犯罪嫌疑人”的黑锅过日子吧。于是我们不断要求公安对我进行进一步调查，并与有关人员当面对证，对我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核实，希望还有什么疑问就尽快提出来，我好解释澄清，但是公安机关从1997年4月2日以后再也没找过我讯问任何问题。
我和家人一直想在基层解决问题，第一个电话是97年4月4日、第一封信是97年4月5日，都是给清华派出所的。之后给系办、系领导、校办、校保卫处、校派出所、公安14处等反复打电话、写信或面谈，后来也曾向几乎所有相关部门反映，但事情仍无进展。由于知道朱令家人早在９７年上半年就上书国家领导人，不得已我们才于98年1月也给高层领导写信反映情况，说明：我们只是恳请有关单位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快依法办案，决不是要求法外施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