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５日下午，我迫于毕业压力返校。５月９日中午，我收到朱令舅舅寄到我们宿舍的第二封恐吓信。内容与第一封信基本相同。
尽管我也是这个案件的受害人，但朱令和她家人的情况更惨，我不想给她的家庭雪上加霜，因此没有追究。
两个优秀的女儿相继不明不白地一死一残，放在谁家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我理解朱令家人渴望挽救自己孩子和抓住凶手的心愿，也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但是朱令家人自己都承认没有证据，却认定我是“凶手”，并广泛散布我是“凶手”的舆论，对此我十分不解。
我曾找过朱令的一个好朋友，表示希望能和朱令的母亲沟通。他说：如果真的不是你干的，你于心无愧就行了，朱令家人坚信了这么久的想法，日思夜想，是不可能改变的。
９７年７月３０日，我和哥哥去14处催问案件调查的进展，正好在远处看到公安人员接待朱令的母亲。我们提出是否可以在公安在场的情况下和朱令的母亲谈一谈，把有些事情说清楚，公安人员连忙制止，说现在不合适，并马上把我们拉走，生怕朱令母亲看到我们。
９８年８月26日，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怀疑后，我再次提出希望能和朱令家人沟通，消除误解，公安说：“朱令家人误会很深，认死了这个理儿这么多年了，即使你们和她家人见面，恐怕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也做过他们的工作，非常困难，没什么效果，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触，很可能会有危险，要是出了事儿就更麻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