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停刊通知的第二天，刚好是《南方日报》的社庆日，所有《南方日报》的前领导人都坐在庆祝会的主席台上，黄文俞招手要我上主席台。他说左方你大胆，踩到地雷了。他把话题挑起来后，丁希凌大声喊道：《南方周末》没有错误，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的，我坚决反对。《羊城晚报》前总编辑许实说：左方你不要怕，整顿之后你们再复刊时，你们发行不是一百万而是两百万。
陈越平是宣传部老部长，文革时期曾任《南方日报》革委会副主任，他说《南方周末》我期期都看，怎么我的水平就看不出有问题呀?老同志都在支持我们，但我只回答一句话，我们也有错，我们会总结经验教训，便从主席台下来。
关于两篇“涉案”文章
庆祝会结束后我们开编辑部全体会议，我见同事们的脸色都很沮丧，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我以电台天天广播的一句广告词“戴表戴乐都，时间刚刚好”做开场白，我说这时停刊的时间刚刚好，我还有一年零几个月就退休了，我在任时停报，最多人家骂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一年半之后我交班给你游雁凌，人家就会说左方主持这么多年没出问题，怎么一到你手上就停刊，游雁凌装跳楼状说，那我只好就从十二楼跳下去，大家都笑了，整个会场气氛缓和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保卫科来人找我，说省安全厅派人来要见我。我就下去，安全厅来的是一位老同志，和我年龄差不多，还有一位年轻人。他对我说，国家安全部打电话说你们发表的《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泄密，要我们来调查，你先谈谈这篇文章的刊登过程。我说我看大样有个习惯，先是粗读，粗读完之后才拿红笔细改，我粗读时发现稿里讲北京外商服务公司是安全部办的，便把责任编辑徐列叫来，我说这句话是保密的怎么能见报?徐列说这事在北京连的士司机都知道还保什么密，我说全世界都知道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中共香港工委，能登报吗?这篇稿牵扯到安全部，你要问清楚作者，消息来源谁提供的，送审没有。后来徐列拿张传真给我，上面有公安部部长批示：同意刊登。徐列说作者是《北京日报》的大腕记者，稿件是公安部和劳动部两个部长要他采写的，因为白领们要给外商服务公司每月交费，许多给外商打工的白领都避开安全部办的这个公司，结果有外商黑白领的，也有白领黑外商的，而出现的问题都要公安部和劳动部处理，所以两个部长要记者采写这篇稿，并指定要交《南方周末》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