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倪发科相比，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反思可谓“高端大气上档次”，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的一生中，是到最后5年中才体会到民主与法制的重要。这不是因为我当了5年的省人大主任，而是最后5年中我被审查过程中实际体会到的。我们国家无论民主也好，法制也好，都有很大的距离，不是没有规范的制度，而是缺乏多种应有的保证，利益冲击、腐败行为使种种保证显得十分脆弱。”
倪发科们是“待罪者”，也是“腐败存量”，他们的言论让人们看到单纯依靠道德教化来反腐败是虚妄的。道德是一个靠不住的东西，当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之时，道德大厦就会摇摇欲坠，而出场的更多是伪君子。因此，每个落马的贪官都曾经是“廉政教员”，这种“两面性”的普遍存在绝非偶然，是我们过分相信道德教化长期忽视民主法治的结果。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倘若如此，倪发科们就会摆脱“待罪者”和“蹈火者”的双重身份，更不会在“犯事”后拿组织“开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