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出版发行，其中对干部选任工作有这样的叙述：对那些作风霸道的人，即使有一定工作能力，也决不能做“一把手”。但如果“权力丛林”一旦形成，也就只有服从和被服从、领导和被领导了，重庆在“薄王时代”就是这种权力结构，它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现实体制中。
如果读过《蒋纬国口述自传》，你可能对这个故事并不陌生：某一天上尉蒋纬国乘火车从西安回潼关，他看到一个上校来回走动，便站起来问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当得知找位子后蒋纬国就给他让座，没想到却因让座晚挨了一巴掌，待蒋辩解后又补了一次，蒋纬国只能挤进厕所坐在便桶上。当列车长告诉上校那是蒋介石的儿子后，吓得上校屁滚尿流，赶紧跪下来再三道歉。
蒋纬国藉此认为：在我们国家，军人也好，非军人也好，无论是谁，只要有点权力，就开始耀武扬威了，而且对象永远是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一旦得知某人比他们更有权力时，他们立马就成了奴才。我们再联想到贪官们“犯事”后抱怨组织的作法，也就找出其中的原委了。其实，他们在位时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依仗的也是组织和上级，权力既然纵容了自己，最后反过来又找“后帐”，也当然会怨从中来了。
贪官落马后对组织的“嗔怒”有“卖萌”之嫌，目的无外乎是耍贱卖乖摇尾乞怜，但这种行为也应该出于对现实体制的反思，只是在尽情享受了制度为他们带来的快感后，他们丝毫没有从更高的层次来思考问题，这种局限性缘于层级和地位。其实，把怨怼撒向了组织，就好比犯罪分子埋怨父母过分溺爱自己一样，终归有点让人捧腹的味道，但却不无道理。在特定的权力生态下，组织当然难辞其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