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一名研究贫困与反贫困、地区差异、收入分配问题近20年的学者，康晓光认识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即使老天爷真的用雷劈死了他们，其他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转身离去吗？”
谁有责任保障李思怡的权益？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都有相关明确规定。首先，李思怡的直系亲属负有这种责任，其他亲属、朋友和邻居在道义上有帮助她的责任。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和民间组织负有这种责任。就中国而言，这些责任主体包括，民政部门(特别是儿童福利院和负责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机构)，官方社区组织(街道、居委会或家委会)，相关的官方权益保护组织(设在政府的委员会、妇联和共青团)，父母所在单位，还有形形色色的民间慈善组织。
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谁在关照她？那些应该关照她的人和机构都做了什么？他们对李思怡之死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到底是谁“杀死”了李思怡？
带着这样的问题，康晓光来到成都，他希望通过实地调查，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然而康晓光的调查让人浑身发冷：在监护人不可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偌大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机构和个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她没有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救济，也没有得到来自任何团体以及各类公益组织的任何帮助。
姥爷死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李桂芳没有工作，长期吸毒，还因为贩毒被判刑，案发时仍处于缓刑期。李桂芳没有工作，除了亲戚和邻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余收入来自偷窃、贩毒以及直接或变相的卖淫。
